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过弗伦。搬离那里的时候，Charles曾经赌咒发誓过他再也不要回来，那之后他便如自己的誓言那般再也没踏上过弗伦——甚至于整个比利时的土地。在那些事情过后，法拉利家族的一整个烂摊子都砸在了他手里，作为Charles的代理人，我没办法像他那样耍脾气，不得不再度往返了那里好几次——只是处理一些法律上的文书工作。
可就连上一次造访的记忆在我脑子里也开始模糊不清。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也刻意地不回到那个镇子里，尽管我一开始会造访那个地方，也全拜Charles所赐。我仍能敏锐地察觉到，Charles和我、乃至法拉利先生的名字在弗伦仍然算半个禁忌，前些年，我走进杂货店时，前台的老先生看到我的脸会皱眉，却又在我走近时礼貌地摆出笑脸。他们就好像是被迫接受了最后一次庭审的事实，在持续已久的审判之后，Charles已经懒于再向大众解释案情背后的一切。弗伦的人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不过，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是那样。
能够故地重游，大概都是因为Lando。但他也只不过是个传话的，似乎是他那做国际刑警的男朋友告诉了他一些新消息，恰好他又在布鲁塞尔公干，顺带就把我叫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要把会面的地点选在弗伦，但Lando总是异想天开却又能把握分寸，如果Charles还跟我在一起，他绝对不会提出在弗伦见面的请求。他是吃准了我不会太严厉地拒绝他。
我想我也许能够坦然地接受曾经的一切。至少现在，我走进弗伦时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前些日子在欧洲的奔波让我手里存了不少能拿来送人的伴手礼，在前往Lando约定的酒吧之前，我先去造访了几位弗伦的朋友。他们收下礼物，跟我寒暄，几句话之后他们都会问到同样的问题：“Charles过得还好吗？”在我发言之前，他们又会小心翼翼地补充一句，“那件事之后他就消失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他很好。”我也只能这么说，“他不会因为过往裹足不前。”
我尽量控制了和每个人的交流时间。沉溺过往对我也是无益的，这种时候就需要Lando，那家伙总会无所顾忌地大闹一场。在酒吧里见到他时，他仍然是那副咋咋呼呼的模样，穿着荧光色的套头卫衣，仿佛还是个无忧无虑的Z世代。喝了几杯酒之后我们进入正题，他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手指绕着卫衣的抽绳有一搭没一搭地扯。
“那个人的案子总算开始审了。”他说，“你知道的，就是那个谋杀了法拉利先生的雇佣兵。”
“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觉得Lando多此一举。他用“那个人”代替那个名字，却又非得把那家伙做过的事情再说一遍。既然这样直接说名字不就行了？不过Lando有自己的道理，我没打算折腾他：“所以？初审判了几年？”
“我想至少在十……呃，这不是重点。”他还在玩卫衣抽绳，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是在紧张，“初审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他当初自主认下的罪行里，包括了六年前在弗伦山区谋杀了法拉利先生的事实，没错吧？这件事当初救了Charles一命。”
“你想说……”
“律师团核查发现，当初法拉利先生‘遇难’的节点，他并不在比利时境内活动。换而言之，他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明。”Lando在咬嘴唇，那一刻，我差点跨过桌子抓住他的肩膀怒吼。行动之前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了下来，Lando的背后，那个几年前就不讨喜的酒保正若有似无地将目光往我这边递，而且我质问Lando也没用——他就是一个传话的。“我问了律师，他说这对Charles不会有什么影响，只不过……”
“我明白。”我深深吸一口气，又放开，“的确不会影响Charles，但这代表法拉利先生的状态会重新变回……失踪。没人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他还有活着的可能性吗？”
从客观角度而言，有：法律上的“失踪”就代表此人仍有可能在某一天归来；但以我看来，法拉利先生已经死了。他大概率死在六年前的某个雪夜里，至于杀死他的是什么，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很多年，现如今，没有人再愿意去翻这一笔烂账。看起来Lando也是这么想的，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你会告诉Charles吗？”
“也许，有机会的话。”我惜字如金，试图幻想Charles知道这一切之后的反应。但我的脑海中无法浮现一个具体的、可信的光景，脱离了不可预测的命运舞台，没有人能知道曾身处其中的角色会演绎出怎样的结局。我沉默的时间长到Lando都觉得不安，再抬眼时他有些焦灼地在座位上扭动，一张嘴开开合合，似乎试图转移话题却又失败：“呃，没事的话……”
“那不会影响什么。”我替本应该坐在这里的另一位正主下了结论，“没事，Lan，谢谢你把消息告诉我。”
“这对Charles——不，对你来说是个坏消息吗，Max？”
“不算。”我不会对Lando撒谎，但在我说出那个单词的时候，小指违反常理地抽搐了一下。“这不代表什么——什么都没发生。”
有时候，我甚至我希望它只是我过往人生中不那么起眼的一个注脚。六年前收到Charles邮件的时候，我的主要业务还集中在荷兰。那会我作为一名律师还算不上出名，直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为什么Charles会选择我。因为那封邮件，我启程赶往比利时，也是第一次踏足弗伦这座小城。Charles——或者说法拉利家族的别墅建在郊区的半山腰，我们见面的那天下着大雪，Charles亲自出来迎接我。
“佣人们都被警局叫去问话了——偏偏在这时候。”Charles的脸埋在红围巾里，声音在风雪中有些模糊，我只能听见一句隐约的法语脏话，“抱歉给你带来了一些麻烦！”
我摇头表示没有。进到室内之后，我才有时间端详Charles的脸——他看起来比我们刚认识那会更憔悴些，胡子没怎么刮，眼底下一片青黑，不过这也有可能是最近才造成的，我说不准。法拉利家族的荣耀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负担，几年前的时候，我以为那对于Charles不是。
“有热水，咖啡，茶——抱歉，你可能要等一会……”
“热水就行，我不喝咖啡，这会也不需要茶。”我在沙发上坐下，看着他像个孤零零的陀螺一样在客厅里无助地打转。“你不记得了？以前我就不喝这些东西。”
“啊——没错，以前在学校，社团活动的时候你也只喝红牛。”他被我的话停了下来，眉头舒展，总算露出了过去七分钟里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我有点六神无主了，抱歉，按理说招待客人这种事应该——”
“任何人遇上丈夫失踪这种事都会变得无助。”我打断他，也许语气强硬一点就能让他老老实实坐下，“Charles，你没必要一直跟我道歉，我过来就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
“好，抱——”
他顿了顿，总算在我严厉的目光里把那几句道歉吞了下去。
“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复述一遍案情？不过我猜你在来的路上应该都知道了，没有一个比利时的媒体不在说这个。荷兰语，法语，甚至英语……”
“这会引起你的一些创伤反应吗？”我知道我的问话方式有点残忍，“我更希望我的委托人亲口讲给我听。”
“这就是你的风格，我明白，我会讲清楚的。”这是我最喜欢Charles的一点。不论他在当时当刻有多么情绪化、多么心碎，当我告知他需要进入专业状态时，他总能像我一样摈弃绝大部分的无用情绪。我们的合作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足够默契了。
“整件事情发生得……很快，也很简单。因为是滑雪季，我们照例到山里的滑雪场住一段时间。那天早上，我发现他不见了。”
Charles口中的叙述和我所了解的事实相差无几：法拉利先生携他年轻的丈夫（也就是Charles）和管家团队到他名下的滑雪场度假，他和Charles都是滑雪好手，夫妇间的默契、成熟的随行人员保障他们的旅行安枕无忧。事发当天，Charles一如既往地比丈夫起得更晚，却发现法拉利先生不见踪影。佣人们以为他只是想自己散散心，直到他失踪24小时，乃至48小时之后——
“无意冒犯，但是——”我斟酌着看向他的眼睛。提到丈夫的失踪，Charles的眼里出现了一点泪花。也许他对法拉利先生仍存有一片真心，那让我身体里的某根弦似乎被无形的手轻轻拨动了一下，“法拉利集团是否因为掌权人的失踪出现了波动？”
“董事会能看顾一切，我丈夫的部分暂时由我代行。”
“他们没有质疑你的言行举止？”
“没有。”Charles的手在沙发套上揪紧，又松开，“……你什么意思？”
“显而易见，Charles。在你刚刚的叙述——还有绝大部分主流媒体的报导中，法拉利先生失踪的前后几天，你最了解他的行程安排。夫妻共同出游时发生的失踪案、谋杀案，有一半几率为伴侣所为。尽管你们身边有管家和工作人员……”
他不笑了，锐利的目光几乎将我洞穿，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张牙舞爪、不容任何人质疑的Charles，但我早已习惯顶着他的怒意将话继续说下去，“假设法拉利先生的失踪——或者死亡——是他人所为，你当然会是第一嫌疑对象。”
“是啊，弗伦市政厅也这么说，媒体也这么说。”他慢吞吞地答复，眼睛仍然停留在我身上，身体姿态让我以为他马上就要把我轰出大门，“但我不觉得你会重复一模一样的话，Max。”
“的确如此。”我答复他。Charles的眼神仍然凶狠，他试图从我这里压榨出一个解释，或者一次落败的承认。我只是继续迎上他的目光，应对Charles只需要坦诚，我从来都知道这一点，“我是来给你辩护的，Charles。我会给你那个你想要的结果，但在那之前，以我的职业尊严起誓，我需要知道案件发生前后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真相——”
我望着他，轻声问，“你有没有谋害法拉利先生？”
“没有。”
他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地甩出了我希冀的答案。“我明白了。我会联系弗伦当地的证人，搜罗证据，如果你还有能为你说话的人——”
“没有那样的人。”他神情古怪地打断了我，露出一个微妙的笑容。
“来的路上，你没有听说什么吗？”
“我对万能的上帝发誓，我提出的证据应当是真相，真相，只有真相。”
“证人，请报上你的姓名和职业。”
“Laurent Mekies，弗伦地方首席督察。”
“请告诉我们案发当天发生了什么。”
Mekies开始重复那些Charles在过去几个月同别人说了无数遍、我也听了无数遍的内容。案件发生的前两周，Charles不管自己说还是听案情陈述的时候都会白着一张脸，现在他的表情只剩木然和疲倦，我盯着他渐渐下垂的眼睛，从那之中看出了困意。我们刚刚为他争取保释不久，那时Charles还没有孩子，按理说法院不会让他简单通过，但我们还是做到了。Mekies的陈述格外冗长，Charles眼眶泛红，他想打哈欠，又忍住了，只擦掉了眼角的一点生理性泪水。
我能感觉到陪审团有目光在打量他。Mekies总算说到关键证据：“根据管家和佣人的证词，法拉利先生会使用自己的滑雪护具，一式两份，失踪当天，他的备用护具仍放在库房；但在两天之后——也即正式报警的大概时间，本应该被他使用的那一副护具也出现了。”Mekies望向沉默不语的Charles，“法拉利先生的度假别墅警备完善，但室内未设监控。库房仅有法拉利先生和他的丈夫、以及管家拥有钥匙。管家确信在当天只清点出一副护具，而法拉利先生本人不可能忘记带护具就上山。”
“他一向谨慎。”我听见旁听席在窃窃私语。
弗伦的法庭很小，小到芝麻大点的动静在我们耳边都仿佛雷霆万钧。法官示意Mekies继续：“此前，法拉利先生习惯在滑雪时带上自己用惯的体能教练；勒克莱尔先生与他结婚后，根据佣人证词，同样擅长滑雪的他接过了雪伴的职责。今年，体能教练因为妻子生病未能前行，相关工作完全由勒克莱尔先生接管。”
“这本来也能由我一个人做。”Charles小声嘟哝。
“Charles。”我用眼神示意他。
Charles没再说话。按流程，检察官先发言。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他——还有他背后的弗伦人——多爱无事生非，我们说着一种语言，他却似乎总想让我滚回自己的国家去。他站起身，在证人席前来回踱步。
“你确信库房钥匙只有三个人把控，不会假手他人？”
“是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两个人。法拉利先生自己并不管理钥匙，他只在有需要的时候让勒克莱尔先生和管家帮他开门。其他佣人只能在管家带领的时候使用库房。”Mekies回答。
“今年的滑雪季，由勒克莱尔先生一人管理法拉利先生的行程事宜？”
“是的。根据佣人证词，他们会按照勒克莱尔先生的命令准备一天需要的餐食、装备等等。”
“是否可以认为，只有勒克莱尔先生一人，知道法拉利先生真实的日程规划？”
“佣人们各自知道自己的一部分，不过论日程整体，是的。”Mekies回答，我知道他只是“实话实说”。
旁听席又出现了小幅度的喧哗。我听见弗伦人在议论，“我早跟你说了他嫁给法拉利先生不安好心”“他连自己的姓都没改”，都是些我在这几个月里听到耳朵起茧的闲话。Charles在我第一次想要挥拳揍人时拉住了我，对外的理由是“你是律师不是打手”，等到只有我们相处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听了这些话好多年，没有为此纠结的必要。他跟我谈起这个的时候，神情轻蔑，现在却在一句句若有似乎的流言中轻轻把头低下去，任由后面的旁观者解读他的表情。
“被告人，回答问题。你是否是别墅中唯一掌握法拉利先生行程的人？”
法官没让我这个律师进入质询环节，尽管这完全合规。
“法官先生，事实上……”
“麻烦用荷兰语回答。”
Charles猛地抬起头，尽管我在上庭前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问题，他面对这个的时候还是很慌乱。Charles的荷兰语一向不好，据我所知，他在家里与法拉利先生交谈也只说法语和意语。“好的，法官，关于这个……”他的语速一下变慢了，有些唯唯诺诺。
“法官先生，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荷兰语，您应该允许我的被告人使用法语回答。”
“维斯塔潘律师。”法官看着我，和颜悦色，“你是荷兰人，应该更能理解弗伦的荷语传统——既然被告人在这里生活，法庭有权要求他使用荷兰语作答。”
“可以让律师代理作答——”
“我在询问被告人。”法官轻微地把头撇了过去，他没再看我，尽管我和Charles坐在同一个方向。“被告人，回答问题？”
“我明白……法官先生。”Charles的咬字很慢，“在家里，不同职务的佣人只需要知道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内容——我知道全部，是因为我是我丈夫的雪伴。事实上，只要针对性询问不同职务的佣人，便足够把我和丈夫的生活轨迹拼……”
“拼凑。”我提醒他。
“拼凑出来，是的。”Charles深吸一口气，他在尽量不让自己显得没有底气，“我丈夫的每一个生活节点都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别墅成员知晓，不存在只有我知道的时间。”
“我知道了。”法官点点头，我没从他的表情里看出别的什么情绪。“律师，你可以开始质询了。”
事实上，那桩案子也没什么可以转圜的余地。人证和物证都少得可怜，值得抗辩的证据模糊不清，仿佛一切我们应当得知的都埋在了弗伦山区的大雪之下。证人又换了几个，我和检察官有来有回，从我的角度看，没谁占到了好。Charles的头却越埋越低，因为旁观席上的声音越来越大，弗伦人在议论他，还是那些被Charles说“老掉牙”的流言。他们议论作为本地豪绅的法拉利先生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娶了一个来自南欧的年轻男人，议论他不改姓，议论他在弗伦待了几年，荷兰语仍然磕磕绊绊。
“听说他本来有大好前途。”似乎有年轻姑娘愤愤不平，“现在却在当法拉利先生的金丝雀？他们年龄差那么大——”
“别瞎说！”又有中年男人打断那女孩的发言，“能被法拉利先生看中才是他的福气，他肯定是怀了二心，才会对法拉利先生动手……”
“他看起来那么可怜……”
“别被他那一套骗了！”
“Max.”Charles轻声叫我。
我的思绪重新回到法庭。法官有意让Charles自己回答，于是我从律师变成了荷兰语翻译。烈日炎炎的下午，阳光恰巧从法庭的一扇天窗外投射下来，把穿着律师袍的我晒得浑身发热。检察官在说废话，Charles看了我很久，突然抿了抿唇，转过头：“你能让我赢吗？”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律师都会对这时候的Charles说能赢，而我说：“我尽其所能。”
那天的法庭在车轱辘话中落幕，往后的很多天也一样。
那件案子的审理时间拖得很长，长到我在第五个月时不得不在法拉利集团里挂了法律顾问的职责，甚至有时真的需要帮Charles处理一些相关内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律师团，只是在见识过弗伦人不怀好意的目光之后，Charles一提出请求，我就答应了他。我借住在法拉利先生——现在是Charles的别墅里，佣人悉数辞退过后，我们的共同生活总让我想起曾经的大学时光。
那会我和Charles还在布鲁塞尔读大学，不是同一专业，但我们各自以某些方式在学校里声名远扬，继而传到对方的耳朵里。曾经我以为完全无法和他这样恶劣、狡猾、擅长用自己的脸谋求好处的家伙同流合污，不过我后来还是设法跟他成了朋友，我们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聊得来，却总有一些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做到的事。毕业前的旅行我邀请他去斯帕大奖赛，赛车呼啸中，他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我要结婚了。”
没人想到新郎是法拉利先生。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只在招聘会上见过面，关于这段婚姻，学校里充斥着各种流言。当时Charles忙着处理家事，没搭理那些说得“头头是道”的分析贴，那让他的婚姻成了同学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个谜。我在某几个晚上借着酒意询问细节，他知道我没醉，也没有隐瞒什么。
“你爱他吗？”我每次都会这么问。这问题不来源于我，来源于在我们身边来来去去的弗伦人。他们习惯性地审视Charles的爱，而Charles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爱着法拉利。”Charles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总是很虔诚，“拜托，Max，别人就算了，你不能质疑这个。”
但是他比你大，但是你们都是男性，但是你要忍受乡邻的非议和陌生的语言，但是你的事业……每一处似是而非的疑问都被我问过了，Charles总是垂着头，像只乖巧的笼养的猫，总之与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有了很大出入。最后我只能说：“因为我是你的律师？立场上，我不能质疑这个？”
“得了吧，Max。”他白我一眼，朝我这一侧伸手，去拿电视的遥控器，“以前你在学校打模拟法庭，说什么都不会站在犯人那一边，说是不想让人联想到你那个讼棍父亲。现在更别说……”
“现在我什么案子都接，民事，刑事……”我靠在沙发上，Charles却没起来，他像是喝多了，像一袋沉重的沙子砸在我的左肩，“我要谋生计。”
之前他用我打过的公益案件反驳过一次，我没应，于是这次他没把这个拿出来压我：“我给你开的工资不够？”
“是董事会开的，你在董事会的权益也是我争取的。”我闭上眼，“还是我给自己打工。”
“等结束了……”他轻声说，嘴唇离我的耳根太近，我能听清他每一个字都说了什么，他却没再吱声。
“你想说什么？”
“没事。”他最后还是站起身，让我感觉有点冷，“等都结束了再说吧。”
案子实在找不出太多的实证，它能够无休止地在法庭上这么表演下去，全因为那些好笑的、让人无言以对的偏见，仿佛我们是这台戏上的演员，我领下了反派喽啰的角色，而Charles注定要被按在那华丽的十字架上受吸血鬼应得的穿刺刑。得知那根录音笔的存在是在庭上，按理说检察官提交的新证物，还是这个阶段突然出现的新证物，应该同步给被告方，检方显然没把我们当回事——我也习惯了。我不得不在法庭上面对一项自己从不了解的新证据，Charles的手放在桌子上，指关节用力到泛白。
“日期，12月17日。这里是法拉利先生遗嘱签订的现场。我是公证人Frederic Vasseur。”
旁听席掀起了一阵轻微的议论，但没有人感到奇怪。法拉利先生身体不差，但他也老了，留下一份遗嘱再理所当然不过。“那么我宣读遗嘱。”公证人用的是荷兰语，符合弗伦的传统。“法拉利先生去世后，其名下所有不动产归于法拉利基金会管理，流动资产由名下信托经营；集团董事长职位由其合法伴侣Charles Leclerc继承，要求：信托支取权限不得同时交接，有且仅有Charles Leclerc承担相关职责时，才能拥有支取金额用于日常生活的权利，金额数目为……”
“Sir！”重重的拍桌声让整个法庭吓了一跳，是从录音里发出的。Charles的南法口音从电脑里流出来，“我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您——”他顿了顿，我从录音里听到衣服摩擦的声音，他继续用法语，“您答应与我离婚。”
“你对集团很重要，Charles。”
“与您结婚之前我只是个园艺师——不，只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Charles的声音沉了下来，即使在法拉利先生短暂的发言面前，那些话的力道还是显得有些薄弱。投影仪上，被翻译出来的荷兰语一句句显现，保证那些一辈子生活在弗伦、几乎不用法语的人也知道Charles说了些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和我们家的帮助，但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契约婚姻该结束了。”
“我建议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法拉利先生不急不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法拉利——这难道不是你从小就一直祈盼的愿望吗？坐下，Charles，你还不知道你会从中获得多少钱，你知道自己能获得的远远比这多……”
“我需要的不是钱，先生。”Charles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绝望，“我需要自由。我有我想做的事。”
“自由在你拥有法拉利之后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自由。”
旁听席的窃窃私语没断过，我听到有市侩者在骂Charles“不知好歹”。证据却只会持续不断地播放下去：“在你们三兄弟里，你最聪明，从来都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你爱着法拉利，对吗？”
“请您不要质疑这一点。”
“是的，孩子，法拉利也爱你。”那个苍老的声音说，带着一些得意，“所以我愿意将这顶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交给你。你在集团的工作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果园、工厂，还有分销商店……你了解集团运作中的所有，法拉利与你同在，不是吗？我知道你乐意作为法拉利的形象大使走到台前，你就喜欢对着那些漂亮女孩卖弄你的脸蛋，当然，你可以在我死之后娶一个回家，让她做法拉利小姐。”
“我不想这么做。我有——”这个理由听起来相当荒唐，Charles的结巴证明那就是他三秒前瞎扯的，“我有在意的人。”
“只要你们拥有一个姓法拉利的孩子。”那语气听起来浑不在意，“男人、女人，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无所谓。你也很能管理自己的花边新闻。”
“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样对我好了。”
“不，孩子，法拉利一直宠爱你。”
他们的对话平静，除了最开始的那一下，没有拍桌子，没有摔东西，Charles的声音颤抖，泫然欲泣，却在漫长的沉默之后再不发一言。我想法拉利先生应当示意了公证人继续，荷兰语重新回到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那些条款之丰厚让在场之人无一不咂舌，而附带的、将Charles紧紧捆在法拉利的条款一条都没有缺席。那是一座华美得不可方物的象牙塔。公证人宣读完毕，向法拉利先生确认，他苍老的声音没有一丝波动：“没问题，就这么签字吧。”
“不。”Charles的拒绝为这一段录音画上了句号。
法官捏了捏眉心，而我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Charles。他蜷缩在椅子上，额头冒出薄汗，眼睛空洞地张着，那张脸好似一块即将被打破的完美陶瓷。我听见年轻人们的抽气声，他们与Charles差不到几个岁数，即使在弗伦老乡绅们的训斥声中，他们也依旧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Charles。
但我想的不是那些。我望向他，想起在好些年以前我们共处过的夜晚。我们同在学校的戏剧团，我是被人骗来的，他是自己主动报名的。剧目是莫里哀的《伪君子》，那时Charles还没有蓄须，年少的他美艳得足以让所有人拍板让他反串那聪慧美好的女主角埃尔米尔。方椅上，她露出脆弱的喉咙，吸引伪君子塔尔杜夫爬上她的膝头，掉进她的陷阱。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我不知道我是否眨了眼，Charles的无助足以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他的身上来。
“这份遗嘱现在是否存在法律效力？”检察官问公证人。
“没有。”Vasseur说，“因为勒克莱尔先生拒绝签字，遗嘱中涉及到他的部分太多，如果他拒绝，这一切都无法成立——而且法拉利先生目前仍不在认定死亡的范围内。”
“但是这家伙现在还在管理法拉利！”我听到旁观席中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喊。
“那是集团业务的范畴。”本应由法官制止的胡闹，却被公证人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打乱。他说了我想说的内容，在那之后法官才如梦初醒一般维持秩序。检察官还在问，似乎每一个问题、每一句诱导出的回答，都可以将Charles钉在蓄意谋杀的告示牌上。我不予理会。我们的法庭是一场向陪审团表演的戏剧，我弯下腰，贴着Charles的耳尖小声问他：“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有。”Charles的声音虚弱得仿佛能一下折断。到了我们的环节，他慢慢站起身来，用他浸满泪水的双眸缓缓扫视全场。“如今坐在这里的人，都只想让我承认我从未犯下的罪。”他用的是法语，语速很快，但我确信大部分人都能听懂。“我只能重复一个事实：不要质疑我对法拉利的爱。你们无法否认我为了法拉利所做的一切，今天、以后，你们拼了命地想证明我谋杀了我的丈夫，但我不会因此而倒下。我只是坐在这里，说出我见到的和我做了的事，对法拉利不利的、我没有做过的事，不会得到任何承认。”
他挺直了腰。下午的钟声在他说完话的那一刻响起，沉静、肃穆，漫长的余韵之后，法官敲响法槌，宣布了今日法庭的短暂落幕。陪审团的目光落在Charles身上，他在那里站着，如同一根不会被风吹倒的芦苇。
“Charles。”我再次叫他。
“有事回家说。”他这么回复我，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
那天我们回家之后也没有立刻谈起我想问的事，我们只是收拾、整理，就像已经在那里共同生活很久了一样。直到杯盘狼藉，Charles今天反常的喝了不少，他不经常喝烈酒，我打量着他的动作，不知道那到底算不算喝醉。满杯威士忌塞到我眼前，Charles推开桌上的空盘，他之前从来没有笑得那么灿烂：“想问什么？”
“我想问……”我缓慢地捏了捏指根，一瞬间，我又觉得那净是一些不懂风情的问题。旁人总是说我不看眼色，故意破坏氛围，但许多人和许多事都告诉我，我必须随时保持冷静思考的能力。“你没有杀法拉利先生吧？”
我差一点就忘了Charles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温暖、无害，像一只在太阳底下翻出肚皮的猫，但他也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他总是微笑着说“那东西会是我的”，然后跟我或者其他人争个你死我活。他总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自己扮成什么样的角色。于是现在他仍笑着，用翘起的、粉色的嘴唇轻轻触碰威士忌的酒液：“不要质疑我对法拉利的爱——你不应该又问一遍。”
“我想要……确认。”集中精力对我来说变难了，我也喝了很多酒，我还以为金汤力喝不醉。我不记得Charles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离我更近的地方的，我们都在沙发上，他还端着酒杯，我们坐得像平时凑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那样近：“我只想打问心无愧的官司。”
“你当然能问心无愧。”Charles大声地、笃定地说，兴奋得有点过度，“我可没有对你撒谎，也没有——也没有做对案子不好的事。Max，你在不安，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我很难将目光落在一个不会让我触电般跳开的点上。我认识Charles那么久，现在才开始研究他脸上、身上，每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小细节。我不应该在喝太多的时候思考这些，Charles等着我，我艰难地扯出一句不经大脑的回复：“我在想——律师和被告关系过密，有妨碍公务的威胁。”
他突然就离开了。杯子重重磕在茶几上，溅出许多酒液。Charles生气的时候很罕见：“也就是说我现在不能吻你。”
“你当然不能吻我。”我回答，把自己的目光从他的唇角撕下来，假装浑不在意。
“这是你说的。”他的脸因为生气扭曲成乱七八糟的一团。我想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但那时候我任由他转身，跑上了楼：“那就只能等一切结束后再议。”
参与者和旁观者的情绪在旷日持久的庭审中发酵，每个人都希望它赶紧以自己希望的方式落幕，但很多事情总不能如人们的意。通过法拉利集团的关系，我结识了现在交往颇深的几位国际刑警，也同好些年没有见面的Lando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帮我和Charles关注着能够成为新证据的一切。它出现得比那支录音笔还突然，我所参与过的法庭里，很少见到法官需要当面签收特快邮件，然后将证据展示在众人面前的情况。
“来自法拉利家族认证过的家族戒指。它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就戴在法拉利先生的手上。诸位——作为弗伦人，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对于法拉利这个显赫的家族——以及弗伦的意义。”
缴获地在一位雇佣兵手里，关于他，国际刑警只给身在弗伦的我们留下了一段掐头去尾的审讯录像。
“你从哪里得到它的？”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雇佣兵露出鲨鱼般的笑容，说出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我跟这老头……有些私仇。知道吗？像这种延续几百年的家族背后总会有些腌臜，总之我在跑出去混了好些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杀掉这家伙了。感谢他那人尽皆知的滑雪季习惯——还有他包养的那个爱睡觉的小白脸。”
“受害人的尸体在哪？”
“记不清楚了。”雇佣兵轻飘飘地说，“那一带都是山，都快两年了，大概烂在哪颗树底下了吧。”他低声补充一句，“他也是胆大，那地方本来就经常有人抛尸。”
“他说的没错。”画外，审问的人如此总结。他们又问了好几个问题，雇佣兵大部分的时间都称得上是在胡言乱语，但那几个关键的信息节点，他一个都没错。
“先生们，即使是我们这样靠接单谋生的人，有朝一日也是会自己手痒去开开荤的——别为我扣一个臆造的金主了。倒不如说，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才会想着走到这一行上来。”
法庭上沉默了很久。检察官针对新证据提出质疑，我质询。我们再一次不厌其烦地从头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摊到阳光下复述一遍。陪审团交头接耳，终于走进那间小黑屋，短暂的商讨之后，再走出来，给这场漫长又无聊的审判画上一个句号。法槌落下，我同时听到笑声和哭声，很多人在看Charles，我伸出手去，法袍宽大，当我扣住他的肩膀、护着他往外走的时候，黑色的袍子几乎能将他整个人都罩在我的臂膀之下。
正是落日时分。夕阳照在Charles的脸上，显得他透明而苍白。围在法庭门口、已经得知消息的记者们冲上来，追着他询问各种问题，有关“胜诉后您怎么想”“法拉利集团的未来是否由您决定”……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帮他拦下，那件在走出法庭时就应该脱掉的法袍仍然在我身上，这种时候反而成了阻挡视线的利器。那前后的时间在我脑内仿佛一团浆糊被无限拉长，一切发生的太快。我还能记得的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我的手放在变速杆上，他也把手放上来。
“都结束了。”他说。
我转过头去看他。Charles的嘴唇在抖，他的眼睛里透出一抹欢欣的、我曾经无比怀念的神色——那只在他又一次赢下我、又一次获得一场小小争斗的胜利、亦或是成功时见过，我想在那之前他也很久没有这么笑。我重复了一遍：“是的，都结束了。”
他按我手的力度很轻，因为那底下还有变速杆。但他扑上来的速度是快而急的，比先前的所有事情都迫不及待。但我只尝到了淡淡的铁锈味，因为陪审团商量的时候，我抓着他的手，他没法像平时那样咬指甲，只好一遍遍用牙齿撕扯自己的嘴唇，在上面留下好几道新鲜的伤口。
还好那个红灯足够长。
我将Lando的话说给Charles听。考虑他的情绪，我在那之前铺垫了集团最新的财务报告、董事会现状，还有各种原本不在我工作范围但Charles本就应该知道的东西——他端着杯气泡水，微笑着听我唠叨，其实我知道他一点都没听进去。他有一整个经理人团队帮他掌管法拉利这头巨擘，至于他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我们在荷兰的别墅花园，偶尔受邀画些设计稿，参加一些啰嗦的晚宴。
我等到我们的女儿跑到花园深处、听不见我们两个交谈时才提及这个话题。Charles还维持着他的表情，握杯子的那只手却攥紧了。
“即使他回来——不，我觉得他回不来了。集团出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搜寻他，也许他留下那份遗嘱的时候……就从命运之中看到了什么。”他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好吧，Max，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有想问的话。我们之间还需要这样吗？”
“你有没有谋杀法拉利先生？”
“又来。”他蹙眉，神色没有太多的变化。作为律师我们有一套察言观色的本领，Charles心思不重，我总以为很容易看穿他，现在看过去，他似乎也仍然没有多想。“我还以为不用再提了呢，不要质疑我对……”
“在你现任丈夫面前提前夫，似乎不太合适吧？”我提醒他。
“那你就不应该问。”他说，我不作辩解。往常我会通过挤眉弄眼调节气氛，但现在不合适。他打量我许久，继续说：“你是真的在怀疑我，Max。”
“那些对你不利的证据，我们在法庭上已经研究了很多遍。”记忆重新被激活，那些我花费了一年多研究的大小细节，重新在我的眼前展开：“法拉利先生死后，你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的话语权现在属于你，也没有那些荒唐可笑的条约。公证人Vassure站在你这边，还有其他的各种证据……”
但是对他有利的证据同样不少，检察官和律师两边，没有人的证据链构成了一整条严丝合缝的巧合。现实世界不是推理小说，没有那么多环环相扣的轨迹。有时候，命案——或者只是悲剧发生了，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某个人死了”的事实，甚至连生死都未必在旁观者的掌控之内。社会的运行规律和道德原则将我们推上无法抵抗的舞台，我们各有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我也许不差，但Charles绝对是个高超的演员。
现在，他正看着我。他没有笑，神情严肃得像我每一次惹他生气的时候那样。Charles在我眼前总是很不一样的，也许我们在某个阶段靠得离彼此太近了，那些恶劣、丑陋、坏的一面在对方的心底扎了根，从此之后就不再需要伪装。“如果再来一次……”他审慎地组织着言辞，一只手放在餐桌上，另一只手背在背后，“你会替我辩护吗？”
“你其实想问的是‘你相信我吗’？”我揭穿他，他抖了一下，“我会。”
“好。”他低声回应，良久后，终于回答了我一开始的问题：“我没有杀法拉利先生。”
他的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像孩子一样捧起装气泡水的酒杯，咕嘟嘟地喝干净。我看着他，他却没有看着我，他的目光落在花园深处，喝完气泡水，他突然扬声大叫起来：“Leona Leclerc-Verstappen！”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听见“哒哒哒”的动静。我们的女儿从草丛里跑出来，裙子上沾满了草籽。她更粘Charles，因为我总是在不同的地方出差，而Charles总能在小花园里陪着她摘花。“Daddy，”不过她今天先亲了亲我的额头，大概是因为我忙着蹲下来帮她整理裙子，而她亲完之后又仰头看向Charles，“你说我可以玩到太阳落山的。”
“唔，没错。”Charles重新笑起来，“我只是突然想告诉你，你爸爸刚刚跟我说他很爱我。”
她撅起嘴看向我，我知道她有点不满意。“爸爸，那你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也爱Daddy——我爱我们的这个家。”
我也亲了她的额头，算是回应。她试图扯着我和Charles一起跑进花园里，那些过时的、无益的谈资，自此便被我们扔至脑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