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8月24日。
兴奋感驱使着我再度强调这个重要的日子。这本应只是个风平浪静的星期六：我的房屋水电正常运转，警局也不会在休息日传唤即将退休的警员。未来的24小时里，我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种茶叶，追平工作日里落下的晨间剧，享受一下难得的私人空间。过去10年的休息日里，我几乎都在用同一种方式享受着难得的平静生活——真是无趣的中年大叔啊，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但完全没有改变的想法。
促使我在当下放下遥控器、拿起笔的原因是窗外那些刺耳的电钻声——到我这个年纪的人，已经听不得这样的声音了，恐怕会撺掇着妻子或女儿，拨打市政服务的热线电话举报吧。总而言之，他们只会对噪音产生名为“厌恶”的情绪，这也是尚在社会理解内的“人之常情”……而我，与芸芸众生截然不同。当我看清那刺耳的电钻声来源何处时，我的内心充斥着截然不同的情感——那就是“喜悦”和“兴奋”。
也许我买下这间父亲的旧公寓，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甚至还记得房产中介的脸：戴一副黑框眼镜的干瘦男性，总是弯着腰低着头，声音也唯唯诺诺。看房的那一天很热，他时不时就从裤腰后掏出发黄的手帕擦汗，反复跟我确认：您真的不介意吗？您再考虑一下吧？直到我不耐烦地说“出了什么问题我自己承担”，那男人才喜笑颜开地拿来购房合同——那副不想负责的嘴脸真是愚蠢至极，现下想起来都十足的倒胃口。
不过，我姑且能理解——发生过那样的命案的房子，恐怕请人做法都要再额外被敲上一笔。我倒是不担心这个，若真有鬼作祟，怕也是去世的父亲来劝我，不要住在这又小、窗边视野又被占据的旧公寓之类的。只是我已比父亲更年长，已经到了不得不靠回忆生活的岁数，便允许我小小的任性吧。
再说视野：我确信自己从无复仇之心，新世集团在我搬进来时便已衰败，窗外那颇占视野的招牌被拆掉也不过时间问题。也许我当初买房时就已预见过这一幕，当下那拆招牌的刺耳电钻声，只不过是这么多年来努力工作的一分回报。恶贯满盈者自该堕入地狱，即使索命的鬼差不是我……也不是他，但那些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结局。
这25年的滑稽戏终于到了落幕的时候。真的到了这一天，我却开始害怕自己的记忆力流失——明明体力和精力仍能支撑我在警视厅一线奔波，却害怕自己终有一天忘掉那个人，忘掉成步堂龙一。一切尚未结束的时候，我从不担忧这一点；到真正可以享受的时候，第一时间却生出这样的担忧来——我会连他赠予我的最后一点宝物都无法留存吗？除了记忆，我的手中，好像确实空无一物。
这样的恐慌促使我在电钻声中落笔。如果我不幸罹患阿兹海默症，至少它能将我带回1999年——带回属于成步堂的那些年月。
1999年，这不是个拥有希望的年份。如今停留在报纸与旧录像带中的，多半是竭力粉饰的话语——重大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视觉系和原宿风的“日流”席卷时尚审美，任天堂和索尼的游戏机即使在美国也大受欢迎——仿佛最普通的工薪家庭也能挺起胸膛迈入新千年。那样的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几年了，却又不得不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持续地说下去。
那是由房地产崩塌、金融泡沫、恐怖袭击、失业与自杀构成的，名为“平成十年”的巨大泥沼。而我当时所在的东京警视厅搜查一课，应当称得上是泥沼中心的孤岛。每个佩戴徽章的警员都在这片孤岛上无用地徘徊着，捞起名为死亡的枯枝败叶。凶手不明的、戏剧化的、背景悲惨的各类案件尚能成为25年后Vtuber的频道谈资，更多的卷宗在盖章之后就这么长久地在档案室沉寂下去，即使是老警员也很难一一想起。
那在东京成为了一种常态。城市的角落里多的是白领、黑道与非法移民的尸体，自杀率居高不下；而那些尚能留在纸面上的谋杀，受害者未必愿意求生，加害者多半一心求死。比起嗅闻罪恶的警犬，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更像是被城市圈养的清道夫——机搜的电话一响，警官就必须第一时间带队赶到，而找到犯人的速度也在那恼人的夏天里出人意料的快。在那之后，便是下一场、再下一场，永无止境，永无宁日。
可能正因如此，在歌舞伎町与成步堂重逢的那一晚，我才如此迟钝地、什么都没意识到——以当年那一带的混乱程度，一个月里至少有10天，我都要耗在那儿的大街小巷里。连绵的夏雨严重地破坏了犯罪现场，除了新鲜的尸体，犯人什么都没留给我。
换做一两年前，我也许还会为这样的挑战变得跃跃欲试、誓要将狡猾的凶手拿下——这种想法并不会出现在一个连轴转多日的警官身上，工作有些年月的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痕检信息极少、环境遭到破坏、道路监控丢失，这三点足以让我认识到这是个多么棘手且麻烦的案件，并显而易见地会给我带来望不到头的、毫无意义的加班。鉴识科几乎把那块地皮掘地三尺，而糸锯告诉我“目前只能找到尸体的第一发现人”的时候，我的脸色毫无疑问地臭到了极点。
带着这样的神情去见成步堂的我，至今都不知道究竟给他留下了怎样的第一印象。他给我的印象倒很深刻：靠在他自己那间小酒吧的红木门上，右手夹着半根烟，盯着屋檐上快要落地的水珠发呆。可能是因为穿着还算挺括的西装马甲，我差点以为他是哪家牛郎店的头牌——那年头的牛郎还没有那么花里胡哨。就个人魅力而言，要是改掉他那稀奇古怪的发型，那张脸的竞争力还能翻个倍。
我应该是心平气和地发出了提问，至少他没有像其他证人一样被我吓得跳起来——现在想想，就像绝大部分人那样，成步堂有些慌乱，有些新奇，但一定不是因为案件本身，即使他在我报出自己的名字时并没有多余的反应。虽然糸锯那里应当有机搜初次询问的笔录，我还是努力地多找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毕竟案子的线索少的让人发笑，即使早已断定今晚拿不出什么结果，我还是希望能够缩短这让人无奈的结案时间。
大部分的问题他都能从容回答，毫无疑问，那份镇定是如此吸引我的第一个原因。询问的时间还是拖的太长，糸锯带人跟我打了声招呼，最后只剩我自己留在现场。也许我只是在逃避回到警局——于我而言，新一轮的死亡与罪恶总是从警局开始，至少午夜的雨后空气还算新鲜，没有我已经闻惯了的尸臭味。
“有点冒犯，御剑警官，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直到我搜肠刮肚的最后，成步堂冷不丁地向我提出了反问，“如果这是在警方保密范围内的事务，请当我没问——死在那里的那位先生，他是什么人呢？”
这确实没什么保密义务。而在这些连绵无尽的、糟糕的夜晚里，我至少想给这个看着顺眼的男人一些好脸色：“新世集团的药物代表，松田亮。”
我很难在这个年纪的男性脸上看到如此毫无阴霾的微笑，至少在这个城市里，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物：“谢谢您。”一定是我流露出了什么不一样的神情，让他那双本就比别人亮的眼睛快速地眨了一下：“您看起来很累，御剑警官。现在真不是什么太平的年代啊——”
他说：“为了感谢您的付出，我能请您喝杯酒吗？”
现在再回忆起来，那时候我轻易地答应了成步堂的请求，就像是老电影里桥段恶俗的一见钟情，会让观众深觉腻味地撇开目光。我更倾向于自己真的只是想喝一杯，但很难否认，像他那样的男人笑着的时候，其实是不那么好拒绝的。没有人会对真诚说不，既如此，我便用沉默代替了未出口的同意。
我不了解酒，也不喜欢酒，酒精带来的谵妄无疑是最让一个刑警厌恶的东西。比我年长的警员大多都爱喝酒——他们会说“无论好时代还是坏时代，喝酒都是不可多得的美事”。后辈的身份不好让我多说什么，前辈看到我桌子上的茶罐，也只会调侃我别熬到没有找女人的力气。可惜我既不想找女人，也不那么想找男人。
只有少数几次，成步堂在我面前摇晃雪克壶的时候，会让我觉得酒确实有着前辈们所说的那种魅力——即使不是来自酒本身。我已经不记得他调的那些酒都叫什么名字，风味大多酸甜，很难尝到浓郁的烈酒气息，很照顾我这个喝不惯酒的怪胎。应该是我先搭起了话，提醒他务必注意周围治安云云——他看着年纪不比我大，小小的酒吧里也没有别的服务人员，在鱼龙混杂的歌舞伎町，一般人很难生存。
“您说的有道理——但我更担心您的人身安全。”他只是轻巧地将此揭过，反而将话题中心转移到我的身上，“虽然今晚我才知道您的名字，但您的样貌早已人尽皆知……至少在这一带的街道上。您拜访的太频繁了。”
酒吧一般不会设置给调酒师落脚歇息的高脚椅，他笔挺地站在吧台背后，垂眼看我的时候总流露出纯粹的担忧：“我想想……既然能负责刑事案件，您是搜查一课的警官吧？您应该向暴力团对策课的同事了解一下，歌舞伎町……不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我能听出他的话中之意：无非是劝我离开这片地区，少跟发生在这里的案子纠缠。过去的歌舞伎町是黑道与太阳族的据点，我当然也收到过一些小混混的威胁：“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只能这么回答，“但这是我的辖区——如果连我的同事都不得不放弃这里的话，维护这里的治安就是我的责任。”
不然，像你这样生活在歌舞伎町的普通人，又怎么能在那帮歹徒的手底下讨生活呢？出于礼貌，我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但我想成步堂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没有争辩，只是推来第二杯酒，将话题如我所愿地引开。我自然不算健谈，他却也能恰如其分地接住我的话。临走的时候，他还是绕回了最开始的话头，甚至发出了一个邀请。
“御剑——我可以叫你御剑吗？我父亲说过，一起喝过酒就能算朋友了。”他不再使用敬语。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个需要谨慎定义的词，但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如果你之后还要来歌舞伎町，欢迎来‘Horizon’……来这里再喝一杯。不过，我还是更希望在新宿之外的地方看到你。”
“Horizon”，成步堂的酒吧名字——在新宿，尤其是歌舞伎町一带，开业的酒吧大多都使用法语招牌，这是一种潮流。他的小店开在楼与楼的夹缝中，名字却叫“地平线”……不知道这之中有什么样的关联。换个说法就是“大地的尽头”吧？对于当时忙于在歌舞伎町查案的我，那确实算得上一天的尽头：无谓地忙碌之后，再路过那间红木门，靠在门边的成步堂就会掐掉手里的烟，招呼我进去坐坐。
我好奇过他为什么总是无所事事，又为什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释放如此善意。游手好闲在当下倒不难理解，善意在歌舞伎町却并不常见，更何况还是面对一个毫无趣味的、年龄在三十代徘徊的男性刑警。命运要想把我安排进观众喜闻乐见的浪漫爱情剧都不够格，成步堂这样的人，又为什么慷慨地给我提供了一处落脚的空间呢？他似乎在某一个夜晚回答过我，虽然答案也有些敷衍：“嘛……毕竟御剑是少有的还在管这一带治安的刑警，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感谢你都还来不及呢。”
我那时应该是反驳了他。搜查一课的我只专注于重大刑事案件，生活治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还是归在生活安全课和机搜的职责下——考虑到歌舞伎町的状况，暴力团对策课的干涉恐怕才是主题。我试图向相关的同事打探情况，大部分警官只是略提一二，很快便用别的理由把我敷衍过去；少数警官则会露出愠色，压低声音警告我别再谈论这个话题。
即使这并不出乎意料，询问的结果还是让我心寒——正如成步堂所传达的那样，歌舞伎町是这巨大沼泽中最深最阴暗的角落，我有理由确信一些警员跟那儿的黑道勾结，但即使我拿着证据冲进警视正的办公室，对于现状也不会有改变。我的社会阅历足以看清盘根错节背后是多么巨大的利益牵连，是该学会明哲保身。不明智地牵扯进去只会让自己疲惫，我只能先将职责内的任务一一完成，才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松田亮的死在一段时间以内都扑朔迷离。线索太少，即使询问过每一个相关人员，我也找不到足以打破局面的关键。弯弯绕绕似乎也只能回到最初的犯罪现场——这代表我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些我尽力回避的东西。走访相当困难，那晚的成步堂神色也异常地冷峻，而我也很快明白了原因。
酒吧门被撞开的时候，我已经猜到来者不善，却没想到成步堂先一步挡在了我的面前。后来我才知道，领头的男人是松本组的若头辅助——他出人意料地没有像我印象中的黑道一样报上姓名，狂妄程度倒是符合想象：“你就是那个最近四处打听的刑警？”
我还没反驳，成步堂反而先开了口：“抱歉，我在做生意。”他的表情根本不像是所谓的“一般民众”，甚至让我看了都有些胆寒，“能不能不要打扰我的客人？”
那男人哼了一声——我不确定是对着我还是成步堂，但成步堂的背绷的更紧了，让我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说些什么。“我不认识您。您所说的‘四处打听’……是我作为本辖区刑警的正常工作。您如果是这里的居民，应该听说了最近发生的命案。现在此案划归警视厅搜查一课，如果您有案件线索提供，我将扫榻相迎。”
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发怵。在黑道如日中天的1999，孤身进入他们的地盘确实有相当大的风险。我只能赌面前的男人在没有把柄的情况下，暂时不会拿我的性命怎样——他们总不能当着成步堂的面把我干掉吧，或者把成步堂也一起干掉？那我应该还能先替成步堂挨上几刀。他毫无必要地像母鸡护崽一样把我挡在身后，明明自己才是没有武力值的那个，而我的兜里至少配了枪。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人为了保护一个刑警，无所畏惧地站在黑道的面前。
“真是有趣。”那男人最后只是嗤笑一声，“成步堂龙一，我懒得找你麻烦。至于条子，你的老板会让你收手的。”
他甚至没看我一眼，就带着一帮小弟扬长而去。我猜最后一句是个威胁，先不论警视厅究竟有没有被他们渗透，松田亮的死与黑道必然相关。短暂的瞬间自然不可能让我想明白一个药代与黑道的关系，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那男人认识成步堂？
成步堂在回答我的时候向来都很爽快：“在歌舞伎町做生意嘛，总要给黑道交些保护费的。他们不会对我怎样，那样会破坏黑道的信誉。”
那时我就对他这个说法存疑：我当然见过黑道殴打交不上保护费的普通百姓，成步堂的酒吧总在我造访的时候空无一人，他真的有在做生意吗？但也许这也是我不该涉及的话题，这片街巷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他的安全，也许今天就是我们告别的日子。
我没有这么说，他却直白地挽留了：“御剑……明明不喜欢喝酒还总是来这里，以后也务必请你光顾——我还有很多酒没有给你尝过呢。”
是的，我想不明白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光顾是不是因为怦然心动——每一种酒名我都叫不出口，只记得成步堂推给我酒杯时染了水汽的手指，微微向内侧弯；他的眼睛总是勾起让人舒适的弧度，看到那副表情的人毫无疑问地会被他一同感染。我们聊的话题不多，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先问候，我尽可能地多说一点，努力弥补我那标志性的笨嘴拙舌。这么形容就像是某种中年人的酒局，在作用上，倒也跟那差不多相似——都能让人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爱情是年轻人才会追求的华美梦境，不论是那时候的我还是现在的我，都已经失去探讨爱情的能力了。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试图用合乎逻辑的语言去解释那些不合时宜的冲动，那些促使我将目光停驻在成步堂的眼睛、手指、嘴唇上的，让人通体发热的幻想。也许这就是我爱上他的犯罪证明，那些多余的感情在办案之余如此萦绕在我的心头，那一晚后更甚。他是个勇敢的、正直的、真诚的人，我想我没有什么理由不被他吸引——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
这让违背他的挽留变成了一件难事。毫不意外的，我手上的案件被移交给了暴力团对策课，他们更倾向以被黑道火并波及结案。生活不是热血电影，工作堆积如山的我不会削尖脑袋求一个真相，自然也不会再毫无理由地路过“Horizon”的大门。我无法让自己成为失业潮中的一员，更无力干涉歌舞伎町盘根错节的黑暗——即使我足够愤愤不平。
那是在被称为“新宿连续杀人案”的第三个受害人出现之前。松田亮是第一，第二个则是那晚我见过的松本组若头辅助：他在与我见面几天后被杀，同样被暴力团对策课定性为黑道火并处理。而第三个受害人，彻底将这起案子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被杀害的是日新银行的副行长，松田正男。他不像前二者一样倒在歌舞伎町，却同样是在新宿之内。由于尸体在白天发现，死者本身也颇有名气，前不久才出现在财经频道的早间新闻之中，因而被各路媒体大肆报道，此案的受关注度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酵，即便在那个时代也发展成了相当重大的新闻。
而在警视厅内部，真正把这几起案子关联到一起的，是一个可笑的契机——三个案件的受害者，姓氏都为松田。松田在日本并不是个小姓，但如果三起案子都是同样的犯罪手法，现场保留了同样的特征呢？这简直就像凶手刻意张扬的信号，尽管它毫无疑问地给办案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就像第一起案子那样，所有线索都被处理的干干净净，只有尸检结果的刀口毫无必要地保持着高度一致，刺入的角度、力度都能证明犯下罪行的是同一个人。
警视厅不得不为此成立专案组，因为警力不足，他们还是只能让我加入侦办的队伍。所有齐聚于此的精英都能看出一点：这是个老练的、职业的杀手，他本可以做到完全不留痕迹，却采用了这样隐蔽的手段标记了自己的恶行。是不是因为他性格恶劣，才居心叵测地采用了这样的手法，延缓警方发现他的时间，却又张扬地向世人宣告呢？我们猜不出来，那年头的疯子多如牛毛，更何况对方很可能以此为业——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接着犯罪，用他那精准的手法再次夺取下一个人的性命。
会议上，我提出了受害者与黑道的可能关联，不出意外地被驳回了——并没有证据支撑我的猜想。三个受害人之间的联系几近于无，侦办警员几乎查遍了三个人祖上八代的家谱，除了在若头辅助那里遭遇了相当的阻力，其余的信息在最短的时间里共享给了专案组的所有人。什么都没有。他们的人际往来也称得上毫不相干，顶多在松田亮和松田正男之间有个当时过于牵强的关联：松田亮供职于新世集团，它们也是日新银行的主要股东之一。
新世集团，这个词对我而言，代表了很多惨痛的记忆。即使是占据40%市场份额的医药巨头，我也不会消费任何该集团旗下生产的相关药品。这条线看似合理，却有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庞然大物，又如何与雄踞东京的黑道团体松本组互相勾连？对于刑警而言，没有证据便没有意义。坊间小报倒是敢如此猜想，只不过在如日中天的财阀支配下，流言蜚语注定难登大雅之堂。
所有人的弦都紧绷着，做着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搜查。我们无法找到打开局面的奇点，只能任由记者踏破了警视厅的大门。那段时间的我浑浑噩噩，正常饮食和作息都难以保证，究竟与成步堂见了几次面，我也记不清了。我们作为朋友的交往不可思议地持续着，而记忆最为深刻的那一次——想不起来到底是谁的提议，我们打开了卡拉OK的大门。我尽量面色如常地点了自己喜欢的歌，像年轻了十几岁一样把心情藏进歌词。
如果他听出了什么言外之意，我就辩称是他不懂流行——尽管“嫌なことがあった日も、君に会うと全部フッ飛んじゃうよ（即使遇到让人讨厌的事情，只要一见到你，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和“I just want you kiss with me（我只想和你亲吻）”露骨到毫无廉耻的程度，在这样的时代里也称不上稀奇。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发表评论——这让当时的我心情七上八下了好一会——转而拿过话筒，自己也唱了一首。
我没有料到他会选择摇滚，哑着嗓音怒吼“紅に染まったこの俺を、慰める奴はもういない（被染成血色的我，已不能再被你安慰）”的成步堂，带着我想不到的魅力。卡拉OK提供酒水，啤酒有时比鸡尾酒更容易让人喝多。我的状态不算好，他的神情也很疲惫，唱完这一曲，他眼眶发红地看着我。
我试探性地、小心地询问，他却一如既往地、直率地表达了他的心情：“御剑，我……不太好。”
“有时候我会想，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容易消逝呢？”他并不是在问我——我就是知道，只是他的眼泪足以让我的心痛苦地扭作一团，“就连我喜欢的吉他手都被意外夺去了生命……这个时代难道就留不下一丝好的东西吗？”
那时的我无言以对，只能猜测是不是音乐影响了他的心情，又或者最近混乱的新闻让他感到了难过。愧疚和自责缓慢地侵蚀我的内心，而我想告诉他：不是的。至少还有你这样诚恳的人在，如果付出努力就能让社会变得更好一些的话，我也会努力去做的。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流畅地表达出这一层意思，语无伦次带来的羞怯快要把我淹没，但至少让我能从他的回应里明白，他的情绪不只是来源于荧幕上的偶像，更多来源自他父亲——应该说，养父的忌日。我终于从他口中得知了某个我一直疑惑的问题：他的养父曾是松本组的外围成员，即使因为照顾成步堂的缘故，他早早带着成步堂脱离了组织，却还是受到了派系斗争的波及，在几年前不幸离世。
我得以就此一窥成步堂脚下无尽的深水，他无法挣脱的痛苦，无法告别的羁绊。他的故事让我同样想起自己的父亲：曾经，父亲是一家医药公司的法律顾问，但在新世集团无穷无尽的并购与倾轧中，在我永远无法忘怀的那一天，“入室抢劫”的强盗将刀子刺进了父亲的心脏。
当年的强盗早已锒铛入狱，背后查不出任何与之牵连的势力。只有我坚信那必然与新世集团相关，父亲的死太过蹊跷，恰好在他任职的公司预备将它们告上法庭之前——那自然也因为父亲去世付诸东流，连那家公司也被收购。当年的我正是因为不相信警方的调查，这才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刑警。只是现在，我也成了这个深陷泥沼的人，面对着可能是同样的庞然大物，却不敢做出任何决定。
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只是颠三倒四地将我的过去如此狼狈地一一陈述。成步堂的目光锁定在我身上，那让我从过去的痛苦中稍微解脱了一点。他的眼睛炙热到几乎将我烫伤，手也足够温热，一直不断地重复“没事的，御剑，还有我在呢”。而我无法否认他脱口而出的安慰——正因为他的存在，我才得以在生活的夹缝中加以喘息。他是我的力量、我的精神来源，我从未如此想要抓住他的手。
那仿佛就自然而然地发生——我拉过他的衣领，毫无章法地掠夺他的嘴唇，他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回应了我。心意相通的狂喜让我和他都激动地颤抖，已经不记得是谁先跑出包厢，又一前一后地冲进“Horizon”，冲进成步堂的房间。我想我完全放弃了应有的控制，允许他将我压在床上，允许他剥开我体面的伪装。这一切进展的过于快，又过于好，他拥有我的感觉让我兴奋地发抖，而我望向他的时候，能在那双眼睛里看见自己情动的影子。
我们没有人说过“爱”，只是身体力行地将其表达。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给了我一个早安吻，让我总忍不住在工位上偷笑出声。我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只不过终于有好事在那迷蒙的年月切实地发生，让我第一次有了双足落地的实感。
那只持续了几天，直到第四位受害人的出现——警视正严徒海慈，曝尸荒野。
失控的混乱来临了。先前勉强做出的结论再一次作废，而相比起案件的真相本身，警视厅反而先一步开始了人人自危——连警视正那样的人物都成了凶手的刀下亡魂，谁能证明下一个会被害的不是自己？这样的混乱直到新的警视正上任之后也没能完全平息。为了警察的脸面，我们必须一刻不停地继续侦查，却只能对着越来越多的谜团一筹莫展。
官方文件中，有关“新宿连续杀人案”的记载语焉不详，并不只是警方刻意隐瞒的缘故——现在，可能也只有我才知道，严徒警视正的去世正是这一切的转折点。警视厅内的派系斗争之于黑道火并更甚，水面之下的瓜葛相连足以让任何抱有理想的人深感心寒。我只专注案件，不做他想，却意外地得到了最宝贵的突破口——暴力团对策课的一位前辈被无端以多项罪名起诉入狱，在看守所中，他告诉了我一个显而易见，在当时却被刻意隐瞒的事实：
黑道团伙松本组的核心成员，全都要改姓“松田”，无一例外。
这几乎变相证明了死者与松本组的关联。警视厅高层同黑道沆瀣一气已不必过多赘述，前两位受害人均以黑道火并早早结案，以及第二位受害人威胁我的举动，反而进一步说明了松本组内部对于此案的重视程度——他们似乎想将这起案子彻底压下，不让黑道外部的人接触到事实与真相。这也许表明凶手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是不同黑道的势力倾轧吗？还是凶手的个人行为？
后者的可能性荒谬到近乎于零：想要孤身对抗连警方都默许活动的巨大组织，以凶手展露出的职业杀手素质，更应当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是什么让他选择了这条路？他的动机是什么？而在这层层疑问之下，那个一直被我刻意忽略的庞然大物正凝视着我——这一切，又与新世集团有什么关联？它们是不是松本组背后的真正操控人？这件事甚至在日本不算稀奇，许多黑道本质都不过是财阀的打手，只不过，这真的是我一个小小刑警能够对抗的东西吗？
时间在兵荒马乱中奔涌而去。舆论热度让所有人在不懂装懂中奋力工作，更老道的警员甚至开始在茶水间里抱怨，松本组什么时候才能推出够格的替罪羊——我想对方应当也在焦头烂额吧。仍然在坚持地毯式搜索的我几乎成了警视厅内部的笑话，左右这也不是第一次——每一次，最后我都会是对的。如果连刑警都不能将罪犯绳之以法，还能有什么人来充当社会最后的良心？随心所欲的杀手吗？
我没有向其他人抱怨过这些——除了成步堂。他几乎成了我在失序年月里的唯一支柱，松本组对我的围追堵截近乎猖獗，我终于如他所愿地将见面地点换成了新宿之外。生活的压力像潮水一般向每个人涌来，而我将他推到墙边亲吻的时候，就好像抱住了那根属于我的浮木，让我能暂时放下所有的一切，放弃思考这背后的意义。为什么要思考意义呢？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学会沉默，学会默不作声地享受无用的日子，不就好了吗？
那是个足够漫长而荒唐的夏天。我在成步堂发亮的眼眸中得以喘息，无数次希望时间仅仅停留在这一刻，但——我不会同意，我父亲不会同意，甚至与我共享床笫之欢的这个男人，我认为他也不会同意。尽管我们很少谈论如此抽象的话题，我却执拗地先入为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能够如此热忱、如此剧烈地吸引我。撇去肉体的欢愉，他的言行举止，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有同样的追求吗？
我急需要一个发泄口，所以还是选择在某一天讲了出来。爱情宾馆的空调时好时坏，在我斟酌那些想法、用尽全力组织语言的时候，成步堂汗津津的额头就贴在我同样沾满了汗的肩窝上。他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很好，即使很热，我也希望就这么保持下去。性事过后谈论时事过于扫兴，我能感受到他顿了顿，陷入了他自己的思考。我有些害怕可能得到的回应：成年人说这种话，只会被嘲笑说“你是小孩吗？还会谈论理想之类的话题”。我不会在意他人，但至少希望成步堂能不要这么取笑我。
他没有表达出任何那方面的意思——从那时我就意识到，他接下来说的话，会成为我生命中难以抹消的刻痕——他毫无征兆地，开始一字一句的自我剖白。我能从肌肤的震颤里察觉他可能含着的眼泪，他那些单词的份量，以及掩盖在笑容外的疲惫感：“御剑……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邀请你吗？”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松本组那样的环境里。”他没有等我回答，而我应该也只需要安静地聆听，“黑道遵循的完全是另一套社会规则，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会被淘汰……被吞噬。在那样的地方生存，你必须否认一些约定俗成的……正直的法则。双手染血才是黑道的门票。”
他在哭，也在笑。我们的手指交缠在一起，靠在我的胸前——我希望能让他听到我的心脏几乎失速的颤动。他在剖白，但几乎是表白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御剑是和我完全不一样的人呢。能够维护正义的……抱歉，这些话听着很孩子气吧？这也是我不能告诉御剑的秘密。”
“我啊，一直以来，就想成为御剑这样的人。完全放弃黑道教给我的生存方法，只是像御剑这样给别人带去幸福，这样我和我的父亲也会得到救赎吧。但我已经走的太远了……我用错了方法，现在我手上的血已经洗不干净了，我逃不掉了。”
“成步堂——你在说什么？”恐慌。我难以抑制自己全身发抖，这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回答，“你说你已经脱离了松本组……你现在只是个做生意的普通人。”
“是啊，我只是个生意人而已。”背后的温度就这样离开了，我感觉到冷，双腿发软，甚至不敢回头，只任由他将吻留在我的侧边：这是我的最后一吻吗？“无论如何……御剑，你不需要担心那些你做不到的事。”
我想再回头看他一眼，可是来不及了。
刑警讲究证据——情感、推理都在其次，只有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证据链条，才会成为我抓捕罪犯的唯一依据。
那么，抛却一切情感的我，为了追求推理正确而不断完善证据的我，是优秀的刑警，还是无心无情的怪物？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进档案室的，我只是记得那位入狱的前辈说过，松本组不少的重要角色都被暴力团对策课记录在案。所以，答案就在那里，被所有人忽略的大象，现在等着我将遮盖笼子的帷幕掀开。找到他，甚至也没费我什么力气，甚至没有通过徒劳的穷举。
松田智，曾经的松本组若头之一，收养一子。在良莠不齐的黑道势力中，这位长者即使在暴力团对策课的记录里也颇具好评——我难以否认黑道也是所谓“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旧有品行还算高尚的人在尽力维持黑暗里的平衡。他的作风与松本组近几年的大肆扩张泾渭分明，而其人在两年前已经死于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我想我明白了。水下曾经害死我父亲的巨兽，张牙舞爪地对我露出了笑脸。
而他的养子——我发了很久很久的呆，才翻开那相比起松田智本人而言寥寥无几的资料。出乎我意料又不出意料，那个男孩名叫松田龙马，没有任何照片。松本组若头的儿子当然会姓松田。他曾在当地就读，官方记录中，却在念完初中后遭遇车祸去世。
这是一个官方意义上已然死去的人——松田龙马，成步堂龙一，我不知是不是他拿假名糊弄我，“成步堂”这个姓的奇怪程度早该引起一个刑警的警惕。如此大费周章地隐藏一个孩子的身份，自然不是为了保护他。即使是足够猖獗的黑道也不能毫无理由地杀人，他们需要一把刃，远比流于表面的斗殴、寻衅滋事、非法经营更尖锐、更恶毒的刃。他们需要职业杀手。
我控制不住地去回想那些被忽视的细节。我可以说自己是被爱蒙蔽了视野，但究竟有多少人能从成步堂设下的陷阱里逃脱？他的食指微微内弯，不是练习调酒留下的痕迹，而是长期用刀导致的骨骼变形；他脱下衣服的躯体过于精干，没有人能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保持那样的身材；那一晚咄咄逼人的若头辅助，不是因为我的刑警身份退却，而是因为更具威胁的猛虎挡在我的面前。
他为什么选择对生养自己的“家族”露出獠牙？只因为他的养父死于内部权力的倾轧，死于违背黑道的法则，还是因为他向我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他渴望，他意图，回归正常的世界？我应该相信一个职业杀手的话吗？他甚至如此谨慎地清理了自己的痕迹，如果没有那一段毫无理由的剖白，我可能再过十年都不会将嫌疑人与他进行联想。被他亲吻、与他交缠过的每一寸肌肤，在那一刻都在发冷。但我想起那双眼睛。那双总是明亮、总是对着我露出笑意的眼睛。
那双不久前在我的背后流下眼泪的眼睛。
我想，未来如果有人能读到这段“回忆录”，应该都能拼凑出那毫无证据的真相：生于黑道的杀手，本性却依然善良，所爱的家人受到伤害之后，用自己的手段向世界伸张正义——多么经典感人的桥段啊，就像那会大银幕上刚开始流行的反英雄电影，主角帅气而悲情，最后也总与反派同归于尽。我不认可。我不认可一个肆意妄为、草菅人命、以杀止杀的恶人，即使他想要改邪归正——不。
我忽然意识到，他似乎一开始就站在无法逃脱的沼泽里。早在松田亮之前，他已经杀掉了多少人？这不是我能够定义的善恶抉择，从来都没有选择，于我，与他，都只有一条路。杀手和刑警，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路径依赖。这正是我在警视厅束手束脚的根源——也是他不断犯下我所谓“罪行”的根本。
这太可笑了。
理智让我去寻找确定依据，去拼凑证据链条，甚至在我耳边嘀咕着闯入新世集团——那背后一切的起点。但我只是坐着，一动不动。我没有去追缉成步堂龙一的力气，或许是我自己在与自己对抗，已经过了整整25年，谁会记得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呢？
我再次行动起来，是因为糸锯闯入了档案室，强行将我送上了车。我感谢他，否则我现在就会因此抱憾终身。
第五位受害人出现在新世集团门口，而我知道凶手去了什么地方，在哪里等待着我。
“Horizon”，地平线，大地的尽头——这确实成为了那一段故事的最终结局。
几乎所有能出动的刑警都在往我的反方向奔去。黄昏的雨细而密，在街上迎风奔跑的我一定像个路人眼中的笑话。这几乎像我和他初遇的那个傍晚，道路曲折而泥泞，将我带向一个从未预见的深渊。
我在门口看到了他。“Horizon”的霓虹灯牌没有亮起，滴着水的屋檐下，他的衬衫凌乱，嘴里叼着半只没抽完的烟，照样盯着檐边的雨滴发呆。阻碍我走上前的是他遍布双手的鲜红——最谨慎的杀手终究还是放弃了伪装，似乎就等着我走上前，像晨间剧演出的那样说出正义而帅气的台词，再拷上那犯下了无数罪行的手。我刚积攒起的力气就在这一刻再度消耗殆尽。我矗立在路中央，直到雨变得更小，小到他走出屋檐，甚至没法洗掉那些快要干涸的鲜血。
不想说点什么吗？在沉默中，我读懂了他眼睛里闪烁的含义。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暴露他的疲惫，没有了那些我所怀念的笑容。
我应该说什么呢？其实我有许多个“为什么”，为什么要和松本组作对？为什么选择了杀人？为什么到现在又放弃了一切……没有证据的真相大白，足以让每一个观众都被疑问填满，但那些我都不想问。那些只不过是落于俗套的对白，甚至连答案都有固定的模板——而我自己，究竟想问什么呢？
“为什么你昨天要走？”
原来如此。原来，我最后只是想问这样的一句话。什么拯救，什么理想，让我放在他的面前都变得苍白而无力。成步堂龙一就这么武断地宣布了他在我生命中的死刑——甚至没有尝试过欺骗，只是因为我的愤怒，我的不甘，他就拱手送上了自己最后的脉门。他甚至没有给我拉住他的机会，只是草莽而武断地完成他自己的任务，就此罪加一等。
“两年前，我在老爹的坟前答应过，我会查出真相，用我的规矩……把他们都处理掉。这是我对老爹的承诺，不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会把它做完。”
他的眼神里只有死寂，雨水之外的东西从眼角滑落，好像成步堂就是由无尽的眼泪构成。那些简短的话语里原本应该有咬牙切齿的愤怒，只是那仿佛也随着第五个受害人一同逝去，只给我留下一片苍白：“但是，我从来没有跟老爹说过，御剑，我从来没有……”
他的话语在雨水中哽咽，但我知道，我从来都知道他想要说什么，我不需要他再度声明。他想要的曾经就这么加诸我身——他让我离开歌舞伎町，离开新宿，而我执拗地扎根在了这里，试图与他并肩，试图窥探他脚下诡谲无常的深水。我来的太晚了。
我该做什么？其实我自己一清二楚。我的腿比我的脑子更快地活络起来，我冲向他，而他接纳我。我们以最狼狈的姿态跪在雨中。他的手紧紧抓着我的衬衫，这是拥抱，却不像以往那般温柔缱绻。这只不过是我与他濒死前的呼号，我想要重新讨回那个吻，却被他仰起头躲开。
“我还有一个秘密没告诉你。”他说。
我快要听到巷子外鸣响的警笛了。死亡先于刑罚判例在这里发生，我的心脏随着他缓慢变凉的体温缓慢停止跳动。
“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喜欢你了。”
他的泪水浸透我的右耳，让那些浪漫的话语也变得模糊起来。警笛刺破了我的耳膜，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最后的死者是成步堂龙一。
同事告诉我，成步堂供述了至少十几例可能存在的谋杀——那些案子先前大多以意外或失踪结案，又几乎都是黑道成员，证据不足，只能不了了之。最后法庭认定的只有那五起后续称为“新宿连续杀人案”的确凿案例：那把杀了五个人的刀就放在“Horizon”的吧台上，被找到时还沾着斑斑血迹。
他的死刑判的异常之快——毕竟死者涉及到东京警视厅的前警视正，在舆论上也有相当的压力。日本是个很难得执行死刑的国家，我本以为至少他能在监狱中再活几年，直到同事问我要不要去见他最后一面。据说，是他自己的求死之心太过强烈；多半也有松本组在这之中推波助澜，否则，认罪态度如此良好的犯人，通常没有走上死刑台的那天。
那时已经是深秋，就连记者都不再光顾我的生活，连续的工作日里总算有了那么一两天假期。我没有和同事一起去——他们只是因为好奇想去围观，而我和他之间曾经想说的话，早就不剩下只言片语。
我提前办好了手续，在死刑进行的后一天，造访了殡仪馆。没有家属的死刑犯通常集中火化处理，我最后还是取走了他的骨灰，尽管因为拿不动只装了一小瓶。量很少，刚好够装一个浅口的鸡尾酒杯，姑且摆在我桌前当做盆景。怕因为不注意不小心打翻，我最后插了朵蓝色的假花——倒是跟他酒吧先前那个蓝色的霓虹灯很般配，偶尔看到，能让人心情很好。
我是在那时候才想起来，成步堂——松田龙马，曾经是我的小学同学。那时我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由于父亲的影响，非常喜欢在学校里“执行正义”。也许在黑道出身的他看来，这非常不可思议吧——所以他才会说“很久之前就已经喜欢我了”。我不觉得那能称得上喜欢，年幼的孩子容易将过于天真的模仿当成生活中射入的一束光，成年后干柴烈火的爱欲才会是那种“喜欢”的主题。要从成年后开始算，我并不想在这场单方面的战争中认输，尽管那个男人并没有给我逆转局势的机会。
他最终还是没有活过新千年，即使2000也没有什么新的好事发生——时代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安静地往下滑坡。在2000年到来前的倒数第二个夜晚，世田谷区发生了比他的案子更惊人的入室屠杀案，甚至到如今都没有侦破，每年都占据着媒体的版面份额。我的工作量倒是没有再增加，到所有人都习惯了破产、失业与自杀后，大家都开始试图在一成不变的日常中找出一些快乐来，让生活一如昭和末年那般虚假繁荣过去。
至于松本组——在他去世的第三年，我呈递了转岗申请，最终成为了暴力团对策课的一员。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在他去世的第二十年，包括松本组在内的多个黑道团伙宣告解散。肯定还有藏在角落里的星点余孽，但那已经不是难题了。
新世集团的股票在他去世的第五年开始下滑。我不懂经济，但这多半和松本组的境遇也有一定关联。从我父亲那个时代起，它们便经常采用非法手段兼并中小企业、扩充自身。我经常关注报纸的经济版，倒是常常看见新世集团的成员因为各种原因被告上法庭，还总是败诉。我想他们应该请不起更好的法律顾问了。在他去世的第十五年，新世集团便开始拆分改组，直到今天——那面我在旧千年时就经常看见的招牌，现在也被拆掉。
在他去世的第八年年尾，他喜欢的乐队重组复出。东京巨蛋的票相当难买，我对摇滚也并没有他那么热忱。演唱会的间隙，我听到附近的乐迷说：“可惜了……还是物是人非。”
物是人非。如果是指吉他手早已去世的话，那也是无可奈何。这句话让我有些恍惚，我发现自己还是不会唱当年在ktv的那首歌——现在我知道那首歌叫《红》。有气势的哑嗓我实在唱不来，一不小心就会把嗓子扯破。这还是要适合的人才能唱啊，虽然现在开始这么想，但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应该对这些过去的碎片做些总结吗？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再能说的，我对于成步堂龙一的记忆也仅剩这么寥寥几笔。年事已高，如果有人跟我争辩“他究竟有没有错”这种无聊的问题的话，我也只能把那盆跟了我25年的盆景端给他——杯子和花我都定时在换，偶尔贴上最近流行乐队的贴纸，还会让同事的女儿追着我问是从哪一家店买的。关于他的判决早已白纸黑字地写进了判例文书，我只是个刑警，不会去讨论这些盖棺定论的无聊话题。
但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希望能有什么人能同我不分青红皂白地争辩一下，或者更尖锐一点，问我对他，对成步堂龙一，现在还抱有怎样的感情？
我经常在心里演练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能够快速地回答出来。
我怀念他。
我仍然爱（纸张被泪痕打湿）
鱼的赛博烤炉 